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为什么反对孙中山?他眼中的美国是什么样子的?
梁启超逃到美国,发现了纽约妖怪信托。他最后为什么反对孙中山?
梁启超逃到美国:他说妖怪都是纽约造的?我深深佩服与摩根交谈3分钟。
戊戌变法失败后,梁启超逃往日本。1903年,他取道加拿大前往美国,在那里完成了近十个月的旅行。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,梁启超没有简单地东张西望。他一边旅行,一边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文字,然后编成《新大陆游记》,以《新民丛报》副刊的名义寄回国内出版。作为本世纪初从封建时代走出来,具有一定新思想的中国近代著名历史人物,梁启超是如何看待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?还有他后来为什么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?探究这两个问题的来龙去脉,也是一件有意义有意思的事情。
20世纪初,地球东方的中国呈现出落后、黑暗、腐朽等种种不堪的局面,但与此同时,地球另一边的美国已经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一强国的位置。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简直不可想象。作为一个梦想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的政治家和改革家,梁启超看到了美国的繁荣发展,羡慕之外还有希望。
他除了赞叹美国百年来的巨大进步,还特别称赞了美国经济发展的高速。他在游记中描述了他眼中的“美国奇迹”:1860年,英国工业品总量平均每人95元,美国超过59元;到1894年,情况发生变化,英国提高到人均110元,美国提高到人均400元。到1900年,美国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人均710元,而英国是200元。他还特别提到1894-1900年,说“美国几年的进步令人难以置信”。
但是,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必然会逐渐走向垄断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,美国垄断组织“托拉斯”应运而生,并很快主导了美国经济。梁启超饶有兴趣地研究了信托,称其为“世纪之交的怪物”。这个怪物“诞生于纽约,影响力遍及全美乃至全世界……其力量远超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。这是有道理的,因为当时美国的资本占世界总资本的一半,而美国在托拉斯控制下的资本占十分之八。梁启超认为这是了不起的。关于信托的具体统计数据更是惊人。”据统计,从1899年到1902年,信托总资本(不包括铁路)已达4亿两,按中国目前的银价比例,实际上相当于上海和香港的9亿两白银之多。“信托之王摩根控制的铁路“足以绕地球一圈”;只有它的铁路之都“在中国政府二十岁的时候进入”和“它的气象之伟大令人难以置信,不可思议!"
梁启超也根据自己的理解分析了信任的十二个好处和十个坏处。利润,主要赞扬了企业联合和资本集中对生产发展的巨大优越性;缺点是小生产者破产的危险、工人失业和信托的任意性。
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改变了美国的面貌。梁启超在游记中写道:“以纽约为例。当它独立时,它的人口只有2万。到19世纪中叶,激增到70多万人,20世纪初发展到350多万人,成为世界第二大城市”。从字里行间,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纽约的宏伟、繁华、庞大路线的感受。他说:“我被检查得眼花缭乱,耳朵听腻了,讲话结结巴巴,手模仿得很差。我不知道从何说起”。
横贯美洲大陆的北方大铁路建成后,“十年内千里荒地变成千里大村,数百座大城市拔地而起,年产70多万石小麦供应世界市场...迄今为止,世界上农业体系最完善的地区是第一。”
梁启超访美期间,也就是1903年7月4日,美国的海底电缆工程成功接通。通过海底电缆传输的电讯可以在9分30秒内环绕地球一周。梁启超对世界的进步大为惊叹。“太不可思议了。”
在美期间,梁启超还会见了罗斯福总统和约翰·海沃德国务卿,并访问了被誉为“自由祖国之父”的波士顿。1774年,反英斗争爆发倒茶事件,这里也是英美第一次交战的地方,也是华盛顿将士的纪念地。他参观了费城的独立大厅,考察了美国的政治制度。
在首都华盛顿,梁启超看到了这样一个现象。城市中最宏伟、最宽敞的公共建筑是国会,其次是兵营,再次是邮局,最后是总统府,即白宫。他认为白宫只是一个“两层楼的小粉笔房”,远不如富人的私宅。他认为这反映了平民政治的风格。
梁启超也感受到了当时美国的高效率和现代文明的社会氛围。有这种事。梁启超在美国时结识了美国信托大王、工业巨头摩根。他事先知道,摩根的拜访仅限于1-5分钟,再大的问题也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决定。在约定的时间,梁启超来到纽约毕沃街办事处,看到数十位来访者等待接待。依次介绍,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梁启超和摩尔根见面,只谈了3分钟。临走时,摩尔根送给梁启超一句话:“一项事业的一切成就是在开始之前取得的;创业的成败已经决定,无法再改变。”这句话让梁启超深感佩服,觉得这是“他一生成功的必由之路”。
梁启超还看到,在美国的商店里,一般只有一两个售货员,一个人的工作似乎可以顶上三个中国人做的工作。满大街的行人来去匆匆,仿佛有做不完的事情,个个神采奕奕,还休周日,一天工作八小时(当时中国还没有周日八小时制)。
梁启超看到美国的公园又有了感触。他提到,仅纽约的中央公园,从71街到123街,面积就相当于上海英法租界的总和。如果把这个地方改成市场,卖的地价相当于中国政府年收入的3-4倍。站在中国人的角度,必须考虑到钱是被抛弃在无用的地方(公园)的。美国城市的街道干净整洁,随地吐痰和扔杂物都受到严厉的惩罚。在街上吐痰罚款5元,在电车上吐痰罚款500元。
梁启超在谈到他访美的总体感受时是这样说的:“从大陆,到香港上海,一个人的眼界变化,大陆卑鄙,不配;到了日本,眼界又变了,香港上海卑鄙,不配。漂洋过海来到太平洋海岸,地平线又变了。日本卑鄙,不配。从大陆到美国东部,地平线又变了,太平洋沿岸的城市都尴尬了。”
可惜当时的中国已经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,清朝的腐朽统治已经使中国处于民族危亡的边缘。梁启超得知美国资本主义的繁荣后,萌生了向国人宣传资本主义巨大优越性的想法。但在当时,这无异于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有力鞭挞,更相当于用事实宣告中国必须进行大变革。
当时梁启超把他所看到的传播给又瞎又聋的中国人,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。外面的新世界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,无疑是一种启蒙和警醒。难得的是,作为政治家和改革家的梁启超,除了上述惊讶和钦佩之外,还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。
参观完纽约的贫民窟后,他说:“纽约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地方,纽约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。”在那里,有拥挤肮脏的地方,没有电车,车厢也很少。二三十万人住在这样密闭黑暗的房子里,这里的死亡率远高于其他地区。由此,他看到了美国严重的贫富不均。他认为美国所有财产的70%只属于20万富人,而占绝大多数的7980万穷人只占有30%的财富。而且“所有文明国家都是彼此不如的,尤其是文明国家的大城市”,比如纽约和伦敦,那里的贫富分化极其严重。他认为这个问题不是慈善机构或慈善组织能够解决的,所以他得出这样的观点,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。看到纽约的贫民窟后,他甚至深叹“社会主义永远搞不起来”,这是深刻的见解。
在美国,梁启超与信奉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有过接触,称他所见到的社会主义革命者“热情而刻苦,真正令人尊敬”。他们“崇拜并信仰德国主要社会主义者马克斯(马克思)的著作,如耶稣会士对新旧协定的信仰”。他还预言,社会主义“将是全球政治圈不到十年的最大权力云”。
梁启超访美期间,其思想矛盾随处可见,这应该是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局限性所致。比如,他一方面承认美国资本主义的优越性,同时又指责美国的议会制度“指挥了很多平庸之辈”,“一流的人不进入政治”,国会议员“不屑于一流的人”。
多年来,梁启超一直主张君主立宪。这些指责实际上是站在维护君主立宪、反对共和制的立场上。但他在考察了美国华人社会,尤其是华人最为集中的旧金山之后,得出了一个结论“今天的中国国民可以享受专制,但不能享受自由”。别说共和了,中国人连君主立宪都不配,因为“自由、宪政、共和”这显然是错误的,因为按照这种逻辑,中国只能停留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中。梁启超谈到中国的国民性有多低,虽然他有恨铁不成钢的爱国意识,但是他忽略了一点,就是国民性是可以改造的,而推动国民性改造的最大动力是社会大变革和大革命。梁启超极其害怕暴力革命。访美归来后,思想不断倒退,最终站到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立面,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保皇派。